巴金的家风

家风正，则为官清；家风劣，则为官浊。古往今来，几乎无不如是。

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，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家风，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，而且关系党风政风。帮腐，虽一时享受与奢华，但终将导致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；助廉，虽生活普通而平淡，换来的却是亲人的温馨相伴和幸福的持久绵长。

今天我向大家推送的廉洁故事为《巴金的家风》。

今年89岁高龄的李致是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，作为国内文坛德高望重的作家，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金的侄儿。李致无论为人或是为文都有巴金“说真话”的秉性。

十年前，李致和余秋雨、陈思和、孙郁、吴青等国内著名学者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关于巴金的系列演讲，引起轰动，后来还出版一本名为《巴老与一个世纪》的文集。李致拿出《巴老与一个世纪》这本书，找出笔，在一张牛皮纸上写下“道、尧、国、治；家、庆、泽、长；勤、修、德、业；世、守、书、香”十六个字，他笑着说:“这是当年我的曾祖父李镛叔侄给李家后人商定的辈名，没有任何人给我讲十六个字的辈名含义，但是我经过反复琢磨得出了自己的解释。”

李致认为，“道、尧、国、治”是指要像明君尧帝那样有治国之道，“家、庆、泽、长”是家庭和睦才能源远流长，“勤、修、德、业”是指为人要勤奋和修身，以贤德立业，“世、守、书、香”则是要将家族的书香之气世代坚守下去。这十六字辈名是李家家风一种巧妙诠释，也暗含了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情怀，李氏先祖对后辈的殷殷期许以及良苦用心可见一斑。

李致的父亲李尧枚在他一岁零三个月就去世了，因此李致受母亲张和卿(小名兰生)的影响很深。张和卿早年读过私塾，是属于旧社会不多见的受过教育的进步女性。李致回忆道:“母亲经常说一句话，这让我印象特别深。曹操不是有句话叫‘宁可我负人，不可人负我’吗?而我母亲却恰恰反过来说，‘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’”。

李致认为，母亲这种无私和奉献的人生哲学来自于他早逝的父亲，“我父亲是家里的长房长孙，他的为人就很无私，早年他想去德国学化学，但为了操持这个家，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，但他特别支持巴金和我三叔出去读书。不光是对家人，父亲对家里的仆人也很好，有人生病给他诊断、抓药，有人去世给他料理后事。”

如果说“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”是让童年李致最早知道的“家训”，那在他12岁那年四爸巴金给他的一句题词则影响了其一生。1942年，巴金回到成都，当时他已经完成了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三本轰动一时的巨著，是闻名全国的知名作家，不少成都青年登门请巴老题字，李致也拿了本子请他写。巴金没有推辞，用毛笔给他写了四句话，即:“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，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,说话要说真话，做人得做好人。”

李致说:“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，只是觉得‘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’简直讲到我心坎里去了，因为我外祖母要我‘有空就读书’。随着年龄增长才知道‘讲真话，做好人’才是真正核心。”他还说:“平时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:犯了错误，只要讲真话，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。李致说：“用我外孙的话叫作诚实了，说真话就不挨打”，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,我也从没说过假话。

正是因为出了一位巴金，李家有了新的家风和家训。李致和其夫人经常用巴金的箴言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，由于李致对后辈的严格要求，以及经常对他们以巴金的品行进行言传说教，李致的儿女和孙子辈都很优秀，儿子是光学科学家，女儿是计算机专家，外孙留学美国，毕业后曾供职于微软，目前在国内创业。李致向记者指着客厅一幅悬挂多年的书法，上面写着:“人各有志，最重要的是做人”。